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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我们抵达营地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，第二天白天，听说昨晚形势突变，班加西市里发生了交火，死伤十几个人，交火地点就在我们公司在市里的办公室附近，听在那办公的同事讲，他们晚上把灯全部关闭，然后摸黑蜷着身子在窗户下面躲避子弹，流弹时不时的向他们的办公室飞来，有的窗户玻璃都被打碎了。

  这个时候市政府已经瘫痪解散，街上都是武装分子，已无了警察维持秩序，监狱犯人纷纷越狱，武器库被哄抢，整个城市已经陷入了没有秩序的混乱状态。我们听到消息说今晚队伍可能会往我们营地附近的一个军营进发。

  公司下通知提醒我们加强防御措施，我们开始行动起来，围墙上加了铁丝网，紧邻公路的工地大门我们用石头全部堵死，我自己也把钱放到了鞋底，护照放到了最贴身的衣服里面，手机也始终在充满电的状态。我们轮流爬到屋顶上观察形势，特别是观察我们营地旁边公路是不是有人聚集。

  等到晚上天刚黑下来的时候，我就在院子里听到了围墙大门那儿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，歹徒果然来了。

  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的国家，都是第一次听到距离我们只有十几米的枪声，所有人当时都是一愣。然后就听到领导大喊：“都到院子里来紧急集合！”我们小营地人数较少，而且对方来者不善，所以决定先保证自身的安全，撤退到工地深处。

  我们排成四列纵队，向工地深处跑去，有组织地撤退。有的人为了减轻负重把背着的笔记本电脑都扔到了路边，很快的撤到了工地里面的另外一个营地，距离我们营地三公里，没有一个人掉队。

  当晚我们在他们的会议室、办公室里躲避，听着外面嘈杂的声音，随时准备应对暴徒对现在营地的冲击，精神紧张到了极点，所有人一晚上都没有合眼。

  第二天白天暴徒带着抢到的物资满载而归，我们也趁机回到自己的营地收拾东西，看到整个院子一片狼藉：他们把我们没有来得及带走的现金、电脑等贵重物品全部抢光，把房间的门、玻璃砸破，车砸烂，还焚烧了一些设备。我们抓紧时间收拾残留的个人物品，把能找到的粮食和水都运到了新营地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  虽然一夜没睡，但是仍然不困，这样一个时间段大家就像是美国大片里即将战斗的士兵，表现的看上去很轻松，还互相开玩笑，但是精神非常焦虑。下午的时候，中建利比亚分公司的领导冒着危险，到我们营地来慰问我们，和大家说国家和公司正在行动，一定会尽快把大家安全带回国，鼓励我们行动起来保护自己。

  于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准备了一根削尖了的钢管，重新加固了营地的围墙和大门，安排人不间断的24小时围着营地巡逻，为了防备歹徒开车冲击，我们在围墙外面又挖掘了一圈壕沟，进出营地只留大门一个通道。

  下午的时候有几个人带着猎枪到营地，想要强行把我们的皮卡车开走，我们一声怒吼，大家都提着钢管围了上来，他们眼见形势不妙，夺路而逃。这次胜利深深的鼓舞了大家的士气，那几天我们的武器始终没离开自己的身边。

  从那以后我们营地由于防护严密，始终没再受到严重的冲击，但是我们的物资有限，而且当时班加西是反对派的大本营，原来的利比亚政府已经对这座城市失去了控制，甚至有消息说卡扎菲要轰炸班加西，我们很担心。

  好在这件事始终没发生，后来得知卡扎菲确实派出战斗机了，但是飞行员不忍心，有的飞到了马耳他，有的直接投靠了反对派。

  我们开始担心到底何时才能摆脱困境，如果单凭自己根本走不掉，班加西机场关闭、港口关闭、边境关闭，手机与中国的通讯完全中断。家里人根本不明白我们的死活，国内新闻有关于利比亚暴乱的报道，后来得知我爸看到新闻之后几天没吃没喝没睡，直到看到我在希腊下船的镜头出现在新闻上才放下心来。

  在利比亚内部的手机也不容易打通，那天我等到深夜，爬到屋顶上拨了好久，终于打通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的电话，我把我们营地的情况向他做了简单的说明，他说情况他都已经知晓，国家正在尽力协调，会尽快把我们安全的接回家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里踏实了一些，也和同事们说了大使馆的关怀，大家的情绪安定了很多。

  没想到我们2月22号就接到了通知，中国租用的希腊第一艘游轮已经在赶赴班加西港口，这时距离暴乱发生仅仅过去了两天！公司安排妇女、伤员和最早来利比亚务工的工人第一批登船撤离，我们普通员工在2月23号第二批撤离。

  公司领导在当地处理完遗留问题后，3月5号才随着最后一批撤离队伍离开战乱的利比亚，整个撤离过程井然有序，纪律严明，大家都服从安排，都顺利的坐船到达了克里特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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